大凡是碰到“音乐美学”这个词，我总是要怀揣着一个沉闷的心情的。但是在这期中国音乐学院（2003.4）的学报上“音乐美学研究”栏目中，我却发现了一个令人放松的题目：《贾母的音乐审美思维》。我想这肯定便是一篇文学与音乐比较性的研究文章吧。

  我看完整篇文章才发现作者并没有把文学牵扯到研究内容中来。但是从广义上讲，这篇文章也还应该算是以音乐为线索，以文学作品为大背景，研究文学人物的文学论文。作者主要是从贾母的音乐趣味，审美标准，评价视角等方面突出说明：贾母的“音乐美学”观念是完全中国传统化的“音乐审美思维”。

 　　文章举了贾母回忆幼时家中演戏的一个故事，用来说明贾母从小所生活的音乐氛围之强烈，也点出作者之所以选用贾母作为研究对象，而不选择其他人的原因----贾母在音乐阅历上有深厚丰富基础----至少贾母的音乐观是成熟的。贾母是“老祖宗”，因此她对音乐，对戏文可以随性的点评意见，抒发想法，换成其他人则不成，这一点其实也说明了把贾母作为研究对象的有利之处----更直接。

  文章首先从贾母喜欢“热闹”的音乐说起。作者列举薛宝钗生日点戏的一段：贾母命薛宝钗和王熙凤点戏，而她们两个人就都以“贾母喜好”点了两出“热闹戏文”。我在一开头提到作者研究结果的重点在于“中国传统式的”，而喜爱热闹，崇尚完美这也是中国传统老年妇女的一种审美观念，贾母当然也不例外。这其实是从音乐风格上说到贾母的喜好，而从表演形式上贾母更是喜欢“插科打诨”。就像中国的古琴谱没有节奏的标示，演奏者可以比较自由的发挥一样，中国的戏剧演出也是以“插科打诨”为特点的。他并不像法国歌剧那样只有幕间剧的时候才可以随意发挥。同时“插科打诨”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与观众的“互动”。就像文中作者所说：“戏里戏外融为一体，观众的参与感强”。深宅大院的生活是郁闷的，而贾母从小就应该遵守“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传统妇女礼节，她喜欢活泼轻松的音乐，是在情理之中。从贾母喜欢互动式的“插科打诨”里我们也能从侧面看到旧时的传统妇女期盼交流的愿望。

 　　作者接着提到了贾母对新作品的喜爱。我单单只把它理解为这是一种对新作品的喜爱，并不因为喜欢“新作”而就把贾母说成有创新意识。同时作者在论证这一点的时候所举的事例有些让人感到不妥之处。作者列举贾母听书的时候批评说书人“这些（老）书不过是一个套子，左不过是些佳人才子，最没趣儿”。《红楼梦》在此提到的“书”是有“弦子琵琶”作为伴奏的，因此我们大致可以理解为“书”是相同于说唱弹词一类的音乐艺术。但是既然曹雪芹谓之“书”，肯定是以“书”的文学内容为主，辅以音乐伴奏（更像是配乐诗朗诵？），而且就以贾母的欣赏角度，仅仅是“左不过是些佳人才子”，也并没有提到与音乐相关的音韵问题。作者在此把“说书”的例子做为“音乐审美”研究的论据，未免有点牵强。

 　　贾母音乐审美的第三个特点竟然让我想起了音乐美学上的一个争议。我们首先谈文中提到贾母的第三个音乐审美特点，作者举例贾母对赏乐的一段要求“就铺排在藕香榭的亭子上，借着水音更好听”，这旨在说明贾母对赏乐环境的要求高，认为弦乐与管乐搭配上水流的“潺潺”之声，听起来更有韵味。我认为这其实就直接反驳了这句“只有时间的一维性才是音乐赖以生存唯一条件”。古时候的妇女都有对赏乐环境的要求，以及客观环境对音乐产生影响的理解，更说明了音乐是一个不可能存在于空间之外的抽象事物。这里还应该提到一点。从文中所举事例看，贾母所喜爱欣赏的音乐类型是非常丰富的，并不仅仅局限于有剧本的“热闹戏”，同时也喜爱“箫管悠扬，笙笛并发”，这也反映了曹雪芹笔下把贾母作为《红楼梦》中一个重要文学人物的描写是非常丰满的。

  作者最后提到贾母的一个音乐爱好就是喜欢“用典型中国式耳朵品评音乐”，还列举出几句贾母的话如“如此好月，不可不闻笛”、“音乐多了，反失雅致”、“越慢的吹来越好”等等。我认为这一点是作者对贾母以上的种种音乐审美观念的补充说明，或者说是一些具体的事例分析，并不能算做具有特殊性而存在的一个审美特点。但是这种对音乐的直接性评论让我们更容易接近她的音乐审美世界，更直观的让人感悟到中国人传统的音乐审美角度。

  我以上说了这么多关于贾母的音乐审美观念，仅仅是作为一个表面的文本分析来进行的，而《贾母的音乐审美思维》则是以一个文学人物谈论中国传统式的音乐审美，这样有些具象，那么中国传统的音乐审美是什么？传统的音乐观念又是什么？那它又有什么样的特点区别于其他民族音乐观念，这是我所要思考的。

  说到音乐观念，它其实就包含了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音乐审美观，一是音乐创作观。而我不想把这两点分开说，因为它们之间总会是一个辩证关系，在此我仅仅从广义上分析一下中国的传统音乐观念。复杂的音乐形态大部分时候总是出现在贵族阶层，他们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儒家思想），对音乐的审美辨别能力也是相当的强，但是他们却持着一种鄙视的态度对待从事音乐表演以及音乐创作事业的音乐者，同样是《红楼梦》里的一段：贾母带领众姐妹看戏，在戏里面有一个演小旦的和林黛玉长得很像，史湘云便脱口而出：“这个人像林妹妹”----这句话一说不要紧，把脸酸心眼小的林黛玉气的要飞上天。很容易看出，在传统的音乐观念里把别人比做戏子（音乐表演者）是一件很恶劣的事情。其实，这个矛盾就连西方人也不能避免，正如陈铭道先生所说“他们（音乐表演者）是国王或公爵的宠物”。我们不难看出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上，对待音乐是非常的遵从艺术本身的，而娱乐性则是占整个音乐功能的主要部分。中国传统的音乐观念和享乐主义是密不可分的,我甚至片面地认为享乐主义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音乐的发展。

  儒家思想有所谓“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这就说明了深刻影响中国人的儒家思想对于音乐的社会性是看得非常重要的，并且升华到“移风易俗”的高度。《乐记》中亦有“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的音乐与思想道德的关系论，这说明在传统的音乐观念中，音乐并不是一门孤独的纯艺术，同时受思想道德的约束。所谓“礼乐”也就是说明音乐并不是单纯的作为艺术形式存在于人们心中的。

  “与时俱进”似乎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词汇，在音乐观念上这个词却一点都不时髦。就算是影响中国文化最深院的儒家思想，也是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理解。中国传统的音乐观念不是形而上学的，他具有时代性。就像“繁手淫声”这个词（春秋时期也写作“烦手淫声”）。《太古遗音》说：“下指不欲粗暴”，“曲调雅正，不挟淫哇”， 《西麓堂琴统》中又有：“声省则质，而合繁则不合雅势焉”，对琴颇有研究的老子先生也有“大音希声”之说，可见“繁手淫声”是个贬义词，并且贬的不轻。而到了后来唐宋时期，胡乐传入中原，“繁手淫声”则又成了体现演奏者技术高超的褒义词----这个变化的原因很简单----时代不同了，人们的审美取向也改变了。这个就是音乐观念的时代烙印。

  记得《红楼梦》中有一回，史湘云劝贾宝玉不要整天泡在姐妹堆里，应该多理些仕途，多做些学问，贾宝玉却骂史湘云说的是些“混账话”。我在上面其实就孟凡玉先生的《贾母的音乐审美思维》一文聒噪了一些个人看法，就算是几句混账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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